据中国经济网的报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在英国就有22万名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中国父母选择花费巨资送孩子去英国上学？英国教育有什么特点？我们还是要从英国的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的差异说起。从根本上来说，教育仍是一个社会性话题。
两级分化中的精英教育
对于英国教育，假如只知道那些历来如雷贯耳的知名人物，就会觉得它非常优秀，以致提到英国教育就会让人想到精英教育。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中，以色列的教育标签是创业，而英国的标签就是精英。这也是为何很多亚洲人都希望把孩子送去英国读书的原因。
目前中国学生已经是英国国内最大的海外留学生群体。按照BBC在2016年的统计数据，英国有 15.5 万中国留学生，每年这些留学生为英国教育产业贡献50亿英镑的收入，平均每个学生贡献 3.2 万英镑。但如果不看那些顶尖的知名人物，而用PISA这类国际评测标准来比，又会发现英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其实颇为平庸。
《教育的承诺：英格兰成功学校实录》这本书的作者巴纳比·列侬是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主席，他的职业生涯的前半程是在精英教育领域，现在却致力于英国公立学校的改善。他在这本书中这样分析英国的教育：
同其他表现优异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在能力的高分段我们做得很好，在能力的低分段我们垫底。由于我们的公共考试结果与社会阶层关联紧密，意味着弱势背景的学生无论是同英格兰的同学相比，还是和那些弱势背景的东亚学生相比，都很糟……英国的当务之急是提升垫底的30%的学生的公共考试成绩，包括白人工人阶层家庭的男孩子们。
也就是说英国教育的特点，一方面以精英教育著称，而另一方面内部阶层差异又非常大，然而，很多人颇为推崇的精英教育，可能既是这种内部差异存在的结果，也是它的原因。不管是前一阵哈里王子王妃的访谈还是菲利普亲王的去世，不过都是一些普通的家事，却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关注，让我们意识到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特别之处。
虽然现在君主谈不上什么实际权力，但是在现代国度里王室的存在，意味着这样一种默认：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某些人仅仅因为出生于某个家庭，就比其他人高级，可以自然地获得更多资源和尊敬。君主制的存在，使得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在英国得到保持甚至强化。这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英国的精英教育。
中国人都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是英国这种世袭类的精英就是得自我证明是“有种”的。然而何以自我证明是精英呢？在现在社会中，你不可能凭借武力、权力或财力来凌驾于他人，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所谓的精英气质。
英国教育的特点就在于有非常成熟的整体模式，培育出来的孩子看起来像个精英，说起话来像个精英，走起路来像个精英，也就达成了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学校中介式再生产(school-mediated reproduction)的方法——“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经过教育后维持优越的社会地位”。
那么，英国的教育体系为何有这么个如此独特的特点呢？正是由于英国在近代的幸运。社会学家安迪·格林（Andy Green）认为，因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所以国家传统上欠缺凭借积极发展教育以富国强兵的企图心。相反，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晚，为了急起直追，它们的掌权者决心利用教育推动国家现代化。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差别导致英国国家对学校教育的介入程度远较后者为低，这样无形就保留了比例相当大而且相当自由的私立学校部分，而不像绝大多数国家那样，以国家从头规划并强力掌控的公立教育体系为主。
私立学校高收费和低掌控的特点，赋予了这样的体系培育精英的必要能力。高收费使得私立学校可以提供优质的师资和硬件，而低掌控则使得私立学校可以有空间和余裕来培育学生在学术之外的那些不可用数据测量的能力和气质。
英国的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
英国学校体系不但非常复杂，而且名称也颇多歧义，充分体现了这个体系是逐渐演变而未经现代的彻底重新规划。比如英国的私立学校被称为Public School，中文一般把它翻译成“公学”，其实这正好是公立学校的反义词。根据1861年的《公学法案》，这些学校与它们的“东家”（皇家、教会和政府）脱钩，由学校理事会管理，学生不分宗教信仰，有钱都可以上。
那么，为何这样的学校培育出来的会是精英学生呢？我们都知道，近代很多著名的英国学者，比如《魔戒》的作者托尔金、经济学家凯恩斯、历史学家汤因比、作家奥威尔都是公学生，他们家境中等甚至贫寒，本没有能力交学费，但是由于成绩优异获得了奖学金。所以在这样的公学里，家境优越的自费生和能力超群的奖学金生互相配合，成就了公学作为精英学校的名声。正如《汤因比传》中提到的：
持有奖学金的学生同自费生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拿到奖学金的学生们构成了一个知识精英团体。由于学校就是一个进行文化教育的集体场所，他们的地位自然是很高的。但那些家人拿得出学费的学生们构成了另外一个精英群体——他们是大不列颠出身高贵的富人阶层。这些家庭中走出的孩子注定将凭借其出身（当然也得到了优质教育的支持）而成为英国社会的领导者。
公立学校体系最优质的部分是所谓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想进入这类学校的学生需要在11岁时通过考试选拔（也可以说是英国意义上的小升初）。所以文法学校倒并非着重文法，就好像中国的实验中学其实多半也并不做教学实验，而都是用来默示这些是公立示范校或重点校。由于选拔性的录取制度，文法学校逐渐变成了中产阶层孩子的专属公立学校。
那么，中等教育的出口是不是有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呢？在这个早早就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的中等教育之后，私立学校的优势如何体现呢？在19世纪，牛津和剑桥可以定向收录那些与之挂钩的私立学校的学生。可是，在现代社会，大学录取学生也必须遵循公正的学术标准，不然大学本身的价值就会遭到质疑。
英国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精心设计考试。既然对于每个学校的课程没有那么多的具体控制，那么就通过考试来做到标准化。大约16岁参加的GCSE和18岁的A-LEVEL在英国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分流作用。即使中国人，从小也都做过不少标着“剑桥”的语法书，这两年低龄的中国孩子们甚至也都忙着考PET/ KET之类的剑桥英语考试。可见英国对于考试的设计确有独到之处。在《教育的承诺》里，有整整一章都在讨论考试。
以考试作为衡量标准的话，私立学校确实相当优秀。杜伦大学的评估与监控研究中心（Centre for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简称为CEM）针对GCSE成绩进步所做的调研显示，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能够取得大幅度的成绩进步，并指出在私立学校就读的学生，到了16岁的时候等于多接受了两年学校教育。如果用国际PISA考试成绩来衡量私立学校的话，它们可能超过表现最好的欧洲国家，可与日本和韩国相提并论。2016年基于每个科目的A-level考试成绩显示，在100所英格兰顶级学校中，81所是私立学校（英语教育部2017年成绩排行榜）。
而且，正因为英国对于考试的讲究，能够在不同的学校之间实现相对标准化的比较，英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意外地有了点儿全球统一性的感觉。不管在英国之外的哪个国度，学生都完全可以按照IGCSE/A-LEVEL这样的标准考试来比较进度、衔接和准备考试，这也是英国教育吸引其他国家孩子留学的独特魅力之处。而相形之下，美国高中虽然有类似小托福、托福、SSAT/SAT这类考试，但是考试成绩对于录取权重没有英国这么大，课程也更多元化，所以就相对难以衔接和准备，日德之类的非英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即使从参加英国考试的成绩上来说，不管是新加坡、中国香港还是上海，都有很多学校比那些英国所谓的公学强多了，而且这些考试成绩也可以用来直接申请英联邦的大学，那么何必又去英国低龄留学呢？这一点也曾经困惑了《教育的承诺》的作者巴纳比·列侬：
在哈罗公学时，我从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录取了一批男生，并且当过他们的老师，受益匪浅。他们在数学上比英国男生要提早两到三年。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得专门为东亚学生准备不同的、更难的考试。
列侬给出的原因是：为了更容易地进人英国顶级大学，以及学习英语。另外就是，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学生不太会挑战老师和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在英国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英国的学校也要求学生参加辅助课程活动，比如体育和戏剧，这些课程能够让他们达到的高水平在中国是罕见的。
由此可见，英国的精英教育体系并不仅仅是考试那么简单，不然就变成了普通的封闭寄宿中学了。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对学科之外其他方面的培育，比如体育、戏剧、演说、言谈举止等。这些不明觉厉的训练相当复杂，而且从最好的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对一个人的综合性能力训练。著名的人类学家麦克法兰在他的《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总结道：
英格兰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s）和公学（public schools）以及大学形成了一个非凡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它的设计宗旨是教人们思考，包括如何记忆、如何论辩、如何反驳、如何试验新思想、如何发明新的解决方案、如何说服他人。”
英格兰的男孩子们，尤其是寄宿学校的男孩子们，被培养成坚韧的、自信的、足智多谋的成年人，除了教给他们心智工具（tools of the mind）以外，还要教给他们具体技能，使他们能在东印度公司、印度的行政机关、伦敦的金融或法律机构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此外还要在他们身上培养一系列品质，例如通过游戏培养合作精神和大无畏精神，通过级长制（prefect system）培养责任心和统治艺术，通过抗击外在威胁培养内在力量等。
寄宿制度保证精英的传递
英国公学的寄宿制度颇有传奇色彩，对于培育精英有其独特的用处。《教育的承诺》里提到过这一点：在寄宿学校，宿馆（house）是学生们居住的地方。我在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工作期间，家长们既选择学校，也选择宿馆。确实有一批家长觉得选宿馆比选学校更重要，如果他们不能进入他们想选择的宿馆他们也许会去看其他的学校。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这种寄宿制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曾经有一本影响很大的教育书籍《教养的迷思》，对父母在后天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提出疑问：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生活在英国有钱人家庭的孩子，他们头八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与保姆、家庭教师，或一两个兄弟姊妹一起度过。当孩子八岁时，被送到寄宿学校，在那儿要呆上十年，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回家度假。然而，当他离开伊顿或哈罗等私立贵族学校时，已做好成为英国绅士的准备了。他的谈吐和行为既不像他的保姆、家庭教师，也不像学校的老师。他特有的上层社会的口音和举止更像他的父亲，对他的成长没有任何影响的父亲。作者给出的结论是：
去寄宿学校念书的孩子的贵族口音是从彼此身上学来的，口音是大孩子传给小孩子，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伊顿、哈罗、拉格比公学都是如此。英国上层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如不苟言笑的风格，严格的道德操守，高雅的审美品味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儿子之所以像老子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被社会化。
所以，寄宿制的本质是通过同侪的彼此影响，使得孩子们言谈举止一致，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同质性的小圈子，也就是所谓的“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我们的人”。假如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在父辈那边继承了经济生活上的优势地位，那么这些孩子自然就可以提前建立一个同质性的社交网络，继续留在社会的上层。
当然了，这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也有不利之处。因为客观上英国在衰落，而去英国接受的，本质上是”英式教育”，而不是“国际教育”。所以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过于国际化，好像就失去了来英国读书的意义，可是过于英式，好像也没有几十年前那么显而易见的好处了。
现在英国的私立学校，有的严格控制国际生比例，以保持原汁原味的英国味道，也有类似著名的七橡树中学（Sevenoaks）这样的学校，把国际生比例提升到20%~30%。那些富裕而又勤奋的亚洲学生不仅提供了大量学费，而且帮助学校提升了学术成绩排名。正如英国联合教育服务中心的弗洛拉·杨（Flora Yung）说的：“如果一所学校有很多中国学生，那么它的名次在一两年内就能获得提升，因为中国学生的数学实在太好了。”结果呢，《金融时报》在一篇关于“寄宿学校身份危机”的报道里提到了一个让人捧腹的故事：
一位被送到寂静的英国乡村学校的14岁德国少年发出了独有的抱怨。他在那里体验了著名的英国寄宿学校教育。男孩告诉他的父母，他交不到朋友，因为他根本听不懂室友在说什么。这不是因为他的英语不够好，而是因为室友们都说中文普通话。
对人的分类与自我设定的预言
精英教育在英国的存在，确实造就了很多杰出人士。但是英国的大众教育就有颇多缺陷。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精英教育的存在。多年前《南方周末》有篇报道“外国‘红’孩子的中国人生”，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北京成长起来的国际友人的孩子的人生经历。其中有位英国工人的后代柯鲁，七十年代回了英国：
他在伦敦一家零件工厂短期打了一段工，这段经历让他彻底陷落到了沮丧当中。他突然发现英国工人的口音、文化都跟别的阶层完全不一样。他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文化，除了性、酒精和足球之外别无喜好。中国的工人看《参考消息》，英国工人则看黄色杂志。柯鲁恐惧地意识到，自己如果回到英国，就很可能要过这样的生活。那时他思考问题时还用北京话：“哎哟，可别一不小心栽在这儿了。
为何如此呢？在长期的等级社会下，英国工人阶层不仅形成了对于自己通过学习而实现阶层上升的低期望，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鄙视知识的工人文化。社会学家威利斯有本名著《学做工》，探讨出身劳工阶层的子弟为何摆脱不了工人阶级身份的问题：
学校一直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将来可以凭借学历找到更好的工作。然而，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亲戚及邻居一代又一代地继承工人阶层位置，他们不相信学校能够提供向上爬升的机会，他们也不期望可以通过工作实现自我。因此，他们在学校联群结党，形成反学校的文化 （counter-school culture），强调身体力量 （physicality）及男性气概 （masculinity）。结果，他们的课业成绩很烂，很早便离开学校，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像父辈一样从事体力劳动。讽刺的是，在学校的反叛行为埋下了阶层再生产的种子。
现在中国教育竞争白热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管什么阶层，都对自己孩子的学业有很高的期望。但是英国白人工人阶层却出于低期望而早早就放弃了努力。随着全球化，东亚人的这种心态，对于英国的劳工阶级子弟的教育意外形成了冲击。
前几年英国BBC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走红网络，中式教学法以更高的分值提升，打败了英式教学法，以至于英国甚至开始全套引进上海的数学教材。列侬在《教育的承诺》中提到：“2016年，政府宣布英格兰小学要开始采用‘全会式’原则来教数学，这一原则源起东亚国家，比如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
这个“全会式”原则听起来很高级，但是好像在中国都没人提起过？是什么意思呢？亚洲的老师认定所有的学生有能力在数学上达到高水平，学生们步调一致地根据大纲要求学习，使用精心设计的数学教材。薄弱学生得到支持，能力强的学生要做更多的功课加深他们的理解，但是所有人都跟着课程一起学。在我们看来这不应该是常规操作吗？但英国人不是这样看的。
在东亚，人们认为所有孩子只要努力到位，都能够学好，而英国则认为要么你在某个学科上有能力要么你就不行。因此，在东亚，如果一名学生落后了，老师和学生都相信只要他们共同努力，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而在英国，如果孩子某一门学校课程学得不好，他就会被认为这是基因性无能，不可能克服，于是他就放弃了。这样，学业成绩薄弱的学生就会在所谓的“自我设定的预言”之路上前进得更加缓慢。
也就是说，把人分类的思维习惯也会影响到整个教学实施思路中来。而这种思路，在全球化的今天，意外地使得白人工人阶级子弟慢慢沦为多种族的现代英国的最薄弱一档。《教育的承诺》中提供了令人震惊的数据。在英格兰，2016年的GCSE（16岁的考试）的成绩进步值中，华人学生为 0.68，黑人学生为 0.17，白人学生为-0.09（所有学生平均值为0.0）。而从2004年以来，五门GCSE课程（包括英语和数学）的成绩中：印度和中国学生远远超过英国白人学生。孟加拉学生从紧跟到超过英国白人学生，尽管他们是社会一经济最受压迫的种族之一。非洲黑人学生从比英国白人学生低变成比他们高。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学生和巴基斯坦学生正迎头赶上，现在与英国白人学生旗鼓相当。也就是说，远道而来的移民由于对于后代的高期望，反而学业胜过了土生土长的白人工人子弟。
这样的教育分化，使得英国的教育水平整体而言，处于一个长期的下降通道中。《教育的承诺》中提供了这样的数据：2013年的PISA调研报告发现，在发达地区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青年人比年长些的人表现更好。特别是韩国、芬兰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幅提升了学生基础技能的水平。然而，英格兰是唯一一个国家，年龄最大组在语文和算术上的能力要高于年龄最小组。
如果我们只看55-6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英格兰在24个发达国家中语文能力的排名是第三位，仅次于日本和斯洛伐克，在算术能力上排名第七。然而，在16-19岁这个年龄段中，英格兰在语文能力上垫底，在算术能力上也几乎垫底 。英格兰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就是，尽管前20%优秀的学生做得好，但是处于尾部的40%差生比其他国家多。那么，这些尾部的差生，能否通过教育改革加以提升呢？这也是这本《教育的承诺》所致力于探讨的。
机会均等为何难以做到
巴纳比·列侬的职业生涯前半段致力于培育精英，现在却在努力提升公立学校的水准。他提到人们对于他的两段职业生涯的不同评价：当我帮助在伦敦低收人区筹建一所独立学校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我在试图推动社会流动。当我为私立学校工作的时候，人们指责我把学生培养出来就是阻碍了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为何如此重要？假如贫穷却有能力的孩子不能学好，我们就是在浪费人类的潜能，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另外，如果没有社会流动，人们对于卓有成就的人的嫉妒之心就情有可原，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以及可能发生动乱。
然而，巴纳比·列侬承认，对于社会流动，再投入的教育家也不太可能起很大的作用：学校靠自己无法缩短成绩差距，因为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多是由非学校因素造成的，比如贫穷或家长能力差。认为学校自己有能力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政策错误。政府需要在薄弱地区的经济状况、房价、收入分配以及养育质量方面采取措施。
对于英国这个典型的等级社会，1958年，社会学家迈克尔·邓洛普·扬在他的反乌托邦政治和讽刺著作《优绩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发明了这个词Meritocracy，他当时是把它当作一个贬义词。但是这个词在今天的英国已经不会被当作恶意之词。我们更常听到的说法是"机会均等。哈佛明星教授桑德尔在2020年的新书The Tyranny of Merit（《优绩的暴政》）中指出了这种观念的虚幻性：“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是‘优绩主义’的核心。可是在现实社会里，远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向上流动。贫困家庭的儿童在成年之后依然贫困，而富裕家庭的儿童却可继承父母的社会优势。”
所以巴纳比·列侬也总结说：“那么，就有这样的危险：那些处于上流阶层的人们会觉得他们的地位理所当然，同样，那些处于底层地位的人也认为本该如此。对于穷人的同情心消失殆尽，因为他们贫穷是他们的低智商造成的。这样，优绩主义就巩固了认知精英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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